仁德与智慧才是真正的得“福”之法 | 原创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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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国末期,七雄逐鹿中原,均想问鼎天下。人民生活在离乱之中,死亡的威胁时时包裹着恐惧中的人们。裹携在时代乱流之中的荀子深刻地认识到,时代的改易途辙才意味着人民命运的彻底改变。

统一的历史时局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才是人民的真正之福。荀子登高一呼,呼唤“不蔽之福”,期待具有仁智合一大智慧的贤君明臣拯民于水火之中。“祸”来有章,得“福”亦有法。

荀子创造性的提出了“不蔽之福”。荀子曾三次提到“不蔽之福”。“不蔽之福”是与“蔽塞之祸”相对而言的。如果通俗地讲,“不蔽之福”就是不被蒙蔽的幸福。荀子将福与人的仁德、智慧联系起来,只有充分显发德性、发挥聪明才智,才能得到“福”。

荀子敏锐地观察到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福总是与时代背景、政治统治与德性才智等联系在一起的。“顺其类者谓之福,逆其类者谓之祸,夫是之谓天政。”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,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,这是天然的政治原则。

第一,君主的“蔽塞之祸”与“不蔽之福”。

“暗君者,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,故忧患不可胜校也,……将以为福,乃得死亡焉,岂不哀哉!於乎!君人者,亦可以察若言矣。”昏庸的君主,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疏于治理国家,那么他就会忧患缠身,一直到身死国亡才可罢休,这不是非常可悲吗?本来要得到幸福,却招致了灭亡。这难道不可悲吗?夏桀被妺喜、斯观所蒙蔽,商纣被妲己、飞廉所蒙蔽,导致了思想惑乱、行为荒唐。最后,夏桀死在鬲山,商纣的头被悬挂在红色的旗帜飘带上。后世言恶必稽。这就是“蔽塞之祸”。

以夏桀、商纣为前车之鉴的商汤和周文王得到天下之后,远方的国家无不送上自己的珍贵物品,所以他们的眼睛能观赏天下美色,耳朵能听闻到世间最美妙的音乐,舌头能尝到山珍海味,身居豪华的宫殿,名字上被加上各种美好的称号。他们活着的时候天下人都歌功颂德,死了以后天下人都痛哭流涕。这就是“不蔽之福”。

第二,人臣的“蔽塞之祸”与“不蔽之福”。

唐鞅蒙蔽于追求权势而驱逐了戴驩,奚齐蒙蔽于争夺政权而加罪于申生。结果,唐鞅在宋国被杀,奚齐在晋国被杀。唐鞅驱逐有德才的国相而奚齐加罪于孝顺的兄长,结果等到自己被杀之时,仍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贪婪鄙陋而违背正道争权夺利必然遭到危险屈辱灭亡。这就是“蔽塞之祸”。

反观鲍叔、宁戚、隰朋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,所以能够扶助管仲,而他们享有的名声、财利、福禄也和管仲相等。召公、姜子牙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,所以能够扶助周公,而他们享有的名声、财利、福禄也和周公相等。这就是“知贤之为明,辅贤之谓能,勉之强之,其福必长。”这就是“不蔽之福”。

其三,诸子百家的“蔽塞之祸”与“不蔽之福”。

墨子只重实用而不知文饰,宋子只见人寡欲的一面而不知人贪得的一面,慎子只求法治而不知任用贤人,申子只知权势的作用而不知才智的作用,惠子只务名辩而不知实际,庄子只知自然的作用而不知人的力量。这就是“蔽塞之祸”。

孔子仁德明智而且不被蒙蔽,所以多方学习,集其大成,提出了足以用来辅助古代圣王的政治原则。他的德行与周公相等同,名声和夏商周三代开国之王相并列。这就是“不蔽之福”。

此外,荀子还看到了“俞(愈)疾之福”。“故伤于湿而痹,痹而击鼓烹豚,则必有敝鼓丧豚之费矣,而未有俞疾之福也。”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,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。一年三百六十日不是愁中即病中。佛家也说,人生有七种苦难——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。可见,福对于人们有着巨大的生命感召。所以“俞(愈)疾之福”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普遍意义。

荀子还看到,“为善者天报之以福,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”有时并不一定一一应验。康德所谓的“德福一致”情况并非稳定地联系在一起。现实中也会出现“为恶得福,善者有殃”的情况。德福与个人的认知有关。荀子强调个人可以掌控的福,认为“君子之学,非为通也,为穷而不困,忧而意不衰也,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。”君子学习并不是为了声明显赫,而是当身处贫穷时不感到困窘,内心忧患时志意依旧昂扬,知道祸福生死的道理而不迷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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